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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余载春华秋实，穿梭于学术与实务之间，一位法律人的职业图谱渐次展开，既有理性的纵深，亦有人文的温度。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总裁、高级权益合伙人陈燕红律师，便是这样一位在时间中沉淀、在跨界中生长的实践者。自执业以来，她始终扎根于商事金融争议解决这片复杂之地，于银行、金融及重大疑难商事案件中精耕细作。她所代理的案件，常见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庭与国际仲裁庭上，累计争议标的跨越千亿元量级，客户涵盖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头部金融机构和企业。然而她的世界不止于案卷。在实务的深处，她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凝视与追问，通过专业著作的撰写、国家重大政策课题的参与，将实践中的困惑与洞察，反哺于理论的建构。作为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法律专家，她更致力于在不同法域与商业逻辑之间搭建桥梁，推动规则的对话与对接。正是这种“知行并进”的长期主义，塑造她成为一位在技术精湛与思想影响之间、在解决当下问题与塑造行业未来之间，从容行走的法律人。2025年，“律新社2025年度风云榜：争议解决（诉讼）律师20佳”发布，陈燕红凭借优秀的专业实力与丰富的执业经验成功入选。在律新社发布的《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企业商事领域》中，陈燕红律师获评“律新社2025年度企业商事领域品牌之星：领先律师（华北）”。近日，律新社深入对话陈燕红，聆听她如何将专业积淀，淬炼为突破困局的智慧，在争议解决的艺术中，于法理、商业与策略之间，寻得那份优雅而坚韧的平衡。

　　从学者、律师到仲裁员与律所管理者的多重身份，陈燕红始终深耕于金融法律领域。其智慧不仅源于对条文细节的苛求，更在于以“法律技术为体，商业逻辑为用”的宏阔视野，在数十亿级的复杂纠纷中，洞察商业本质，寻求最优解。她将学术的严谨与实务的机变相融合，在理论的灯塔与实战的波涛间自如穿行，构筑起既扎根行业、又动态演进的知识体系。这恰是当代法律人所需的专业品格，在多元角色中保持内核稳定，在专业深处，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您身兼律师、学者、仲裁员、管理者多重身份，且执业领域高度聚焦金融法律。这种“跨界但专注”的职业路径是如何形成的？哪些经历或理念奠定了您今天的专业方向？

　　之所以能形成“跨界但专注”的职业路径，核心源于我对法律实践本质的认知与职业经历的沉淀。早年投身法学研究时，我便深刻意识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金融领域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创新速度与法律规制的适配节奏存在差异，这让我坚定了深耕金融法律的专业方向。从高校讲台到律师实务的转型中，我发现学术研究能为复杂案件提供理论支撑，而实战案例又能反哺学术研究的深度，这种双向赋能让我逐渐拓展了仲裁员、管理者等多重身份。

　　无论是在华北电力大学的讲台上还是在德和衡律师执业，或者担任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专家、仲裁员，我始终秉持“学术与实务必须融合”的理念。在国务院课题的研究中，正是通过整合学术理论与实务经验，才形成了兼具操作性与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在管理德和衡相关业务时，我将中医五行“平衡之道”融入职业发展，既筑牢金融法律专业根基，又通过多角色实践实现能力互补，最终形成了“聚焦专业、跨界赋能”的职业格局。

　　您曾代理多起标的额超10亿元的金融纠纷案件，如某银行18亿元不良资产处置案。在应对此类高压力、高复杂度案件时，您如何平衡法律技术细节与宏观商业逻辑？

　　处理标的额较高的复杂金融纠纷案件，我始终坚持“法律技术为体，商业逻辑为用”的核心原则。以某银行18亿元不良资产处置案为例，这类案件的复杂性在于法律关系嵌套与商业利益交织，平衡二者的关键在于要综合考量商业场景，避免孤立适用法律条文，将其作为解决商业问题的工具。在法律技术层面，我们会建立标准化、流程化的审查体系，对担保物权效力、债权转让合法性等细节进行逐点核验，仅证据梳理就形成数十万字的卷宗，确保每一个法律主张都有坚实依据；而在宏观商业逻辑层面，我会要求团队深入理解交易背景，比如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既要考虑银行的回收诉求，也要兼顾债务人的经营现状与市场环境，通过债务重组、资产盘活等多元化方案实现多方共赢。正如我在处理某起不良资产案时强调的，“高标的额案件的胜诉不仅在于法律条文的精准适用，更在于对商业本质的深刻洞察”。这种平衡思维还源于仲裁员身份带来的中立视角，让我能跳出单方当事人利益，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最优商业解决方案，既守住法律底线，又最大化实现商业价值。

　　您长期深耕银行、保险、金融等领域的复杂诉讼，这些行业对法律服务的专业化要求极高。您如何构建行业专属知识体系？

　　构建金融行业专属知识体系，对我而言是理论筑基、实践炼金、跨界融合的长期过程。理论层面，我始终深耕金融法基础理论，围绕银行、保险等核心领域梳理法律法规逻辑，形成严密的学术框架，这为识别行业共性法律问题提供了根本支撑。实践中，每起复杂案件都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拼图，比如在处理大额不良资产处置案时，我会系统梳理担保物权、债权转让等环节的行业操作惯例，将个案经验提炼为可复用的分析模型。

　　同时，我特别注重跨领域知识的整合，率先探索金融科技与法律规制的融合路径，建立覆盖监管趋势、行业实践与技术发展的立体式观察网络。在教学中构建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制法律法规检索模型，也反向助力实务中的知识调取与更新，比如通过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深化对跨境金融争议解决规则的理解。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让知识体系既能扎根行业本质，又能动态适配创新需求。

　　知识从不囿于书斋，而总渴望着在现实中获得其生命。同样，卓越的实践，也从未停止对系统思考与前瞻视野的召唤。在陈燕红身上，我们得以窥见这两种力量的深刻交融与相互成全。从大学讲堂到仲裁庭，从案头研究到政策建言，她的角色在转换，但内核始终如一：那是一种将“知”转化为“行”，再将“行”淬炼为更深刻之“知”的不懈追求。她力求打通学术与实务的经脉，让理论在真实世界的复杂情境中接受检验、获得力量，也让实践经验得以沉淀、升华，最终反哺于行业认知与规则塑造。

　　作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新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您如何将实务经验融入教学？学术研究又如何反哺您的法律实务？

　　将实务经验融入教学，关键是打通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通道，让课堂成为连接知识与现实的桥梁。我在授课时始终坚持案例分析与场景模拟的模式，比如将代理的某国际银行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纠纷案、银行擅自扣划存款纠纷案等真实案例改编为教学素材，引导学生拆解法律关系、分析诉讼策略，其中《Zeeco,Inc.诉JPMorgan Chase Bank银行保函欺诈一案》还入选了中国专业硕士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同时，依托新金融法研究中心建立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让学生以仲裁员、代理人身份参与庭审演练，直观掌握跨境金融争议解决的实操要点。

　　学术研究则为法律实务提供了理论参考与风险预警。我在金融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构建的“监管趋势—行业实践—技术发展”立体观察网络，能帮助团队在处理大数据信贷、跨境征信等新型业务时，快速定位法律争议的核心节点。比如2016年在《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中基于学术研究预判的P2P风险，以及2020年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运营体系的论文观点，都在后续实务案件中为客户提供了前瞻性的合规指引与风险防控方案，实现了学术深度与实务精度的双向赋能。

　　您在2016年出版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中前瞻性预警了P2P风险。当前金融科技（如央行数字货币、AI合规）成为新焦点，您认为法律人应如何提升对新兴业务的预判与规制能力？

　　我在2016年撰写《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时，正是基于技术本质、法律关系、监管逻辑的分析框架预警P2P风险，这一方法论同样适用于当前金融科技新焦点。面对央行数字货币、AI合规等新兴领域，法律人首先要打破传统思维局限，主动深入技术内核，而非停留在法律条文表面。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例，我在研究中发现其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对货币发行权、支付清算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因此需从法律层面明确其法偿性、所有权转移规则等核心问题。

　　其次要建立动态跟踪机制，通过整合监管趋势、行业实践与技术发展的立体式观察网络，捕捉风险传导路径。对于AI合规，需结合技术特性预判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潜在风险，参考我在反洗钱监管中提出的思路，构建事前预警、事中规制、事后救济的全链条体系。

　　最后要强化理论与实务的双向赋能，将学术研究中的制度构想转化为可操作的监管建议，如我2020年关于数字法币运营体系的论文观点，正是通过案例复盘与政策研判逐步完善的。

　　您曾评论“演唱会退票难”“玉米当燃料”等事件。如何看待法律人在公共议题中的社会责任？如何用专业解读促进理性公共讨论？

　　法律人在公共议题中的社会责任，本质是用专业能力搭建法律与生活的桥梁，让冰冷条文转化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工具，这与我始终秉持的“法律必须根植于生活”理念高度契合。以“演唱会退票难”事件为例，我之所以明确指出亲人离世可认定为不可抗力、“不支持退款”可能属无效格式条款，正是因为这类议题看似琐碎，实则关系消费者基本权利与市场秩序公平。

　　用专业解读促进理性讨论，关键在于拆解专业壁垒、分析核心争议、衔接法律与常识。面对公共议题，我会先梳理核心法律关系，如将退票纠纷拆解为格式条款效力、不可抗力认定、行业监管要求三个维度，再用通俗语言阐释《民法典》的核心精神，避免陷入专业术语堆砌。同时要保持中立客观，既不刻意迎合情绪，也要主动直面核心问题，如在分析此类事件时，既指出平台条款的不合理性，也说明梯次退票收费等折中方案的可行性。这种解读方式能帮助公众跳出“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在法律框架内理解争议本质，最终推动形成兼顾各方权益的理性共识。

　　您多次主持国务院重点政策研究课题，这些研究如何转化为对企业合规或立法建议的实际输出？

　　主持国务院重点政策研究课题的核心价值，在于从搭建政策研究到实践落地的转化路径，让学术研究真正回应现实需求。以“经济疫后恢复期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的法律问题研究”为例，我在课题中系统梳理了中小企业融资合规、债务重组等核心痛点，形成的研究报告不仅包含法理分析，更侧重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设计。

　　转化输出主要通过两个维度实现：一是立法与政策建议层面，将课题中关于“中小企业合规容错机制”“金融支持法律保障”等结论，提炼为专项政策建议稿，通过课题对接渠道提交至金融监管部门，部分观点被纳入地方金融支持政策的配套细则；二是企业合规实践层面，针对课题发现的共性问题，联合律所团队制定《中小企业疫后合规操作指南》，涵盖合同审查、担保风险防控等模块，并通过行业研讨会、企业培训等形式落地推广。这种转化始终遵循从问题导向到实践适配的逻辑，确保研究成果既能回应政策需求，又能切实解决企业合规难题。

　　好的管理亦如修身，当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细致。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处世态度，陈燕红提炼出对服务标准静心打磨的追求，让每一处细节皆可见专业的光泽。从中医五行相生相谐的思想中，她汲取灵感，构筑起业务板块之间既独立生长又彼此滋养的生态系统，如同自然之中，万物各有其位，却共呼共吸。在这样的理念下，德和衡不仅夯实了律所高质量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的坚韧基石，更在步履之间印证：律所管理，或许不在于破解难题，而在于让不同的部分，在一种更大的和谐里，自然相融，生生不息。

　　您曾将孔子的饮食智慧、中医五行理论与律师职业发展相结合进行分享.在管理一个大型律所时，这种跨界思维是如何具体影响您的管理哲学的？

　　将孔子饮食智慧与中医五行理论融入大型律所管理，本质是用传统文化中的平衡思维与精益理念破解规模化发展中的协同难题。孔子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的饮食原则，我将其转化为管理中的“规范至上”理念，要求团队从法律文书的版本迭代标注（如V1、V2清晰区分）到客户接待的会议室布置细节，都建立标准化流程，正如优质食物需兼顾形式与内涵，法律服务也应通过规范彰显专业价值。

　　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平衡之道，则为团队协同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我将“土居中央”理念应用于管理架构，以核心管理团队为“土”筑牢服务根基，诉讼、非诉、涉外等业务线如同“金木水火”各展所长又相互赋能，确保各业务领域均衡发展。在人才培养上，借鉴“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滋养逻辑，既通过更新标准化手册实现经验传承，又鼓励新人提出优化建议，让制度在动态共创中保持活力，这种兼具规范与灵活的管理哲学，正是跨界思维在实务中的落地体现。

　　德和衡已在全国多地及海外设有分支机构，集团现有在职人员已超2000人。在您看来，律所实现高质量的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需要优先夯实哪些基础？

　　律所高质量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需筑牢“专业根基、协同机制、人才梯队、合规体系”四大基础，这是我在主持战略委员会会议及国际业务实践中始终秉持的理念。规模化绝非简单的人数与机构扩张，核心是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与资源共享机制，正如我们在推进分所布局时强调的，需通过统一管理实现各分支机构优势互补，同时严把设立关，确保每处网点都能匹配德和衡的专业水准。

　　国际化发展则更依赖人才与合规的双重支撑。一方面要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的人才队伍，我自身兼具中国香港律师执业资格及ICC银行委员会专家身份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只有既懂国际规则又熟本土法律的团队，才能应对跨境争议；另一方面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合规体系，通过跟踪全球金融监管动态，将国际经验转化为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操方案。此外，规模化与国际化需同步夯实文化根基，让“专业、协同、创新”的理念贯穿所有分支机构，才能实现规模与质量的同步提升。

　　人才培养方面，德和衡非常注重“以老带新”，为年轻律师成长搭建平台。作为管理者，您认为最有效的“传帮带”机制是怎样的？律所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帮助青年律师在专业深耕与商业思维等综合能力上获得成长，并留住优秀人才？

　　我认为最有效的“传帮带”机制绝非单向的经验灌输，而是标准化传承与动态共创的有机结合。在德和衡，我们将多年实务沉淀转化为可落地的操作体系，新入职助理都会收到专属“操作指南”，团队的标准化手册已更新至3.0版，从法律文书的迭代标注到快递收发的扫描存档规范，都做出明确指引。但更关键的是鼓励新人在实践中提出优化建议，让经验传承成为动态进化的共创过程，实现知识的动态共创与迭代升级。

　　在能力培养上，我们搭建专业深耕与商业思维培养的双轨成长路径：专业层面通过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复盘真实案例，让青年律师在实战中夯实功底；商业思维则通过“常法客户思维”训练实现，引导他们站在客户战略视角平衡法律风险与商业利益，正如我强调的“法律人才需从法律角度支持业务创新，平衡风险与利益”。留才的核心是给予成长确定性，我们通过“一人一课”等平台让青年律师直接对接资深合伙人，同时建立与贡献匹配的发展通道，让他们在专业成就与价值认同中实现归属感。

　　未来五年，我希望在学术、实务与行业推动中形成理论突破与实践验证。学术上，聚焦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带来的法律变革，深化央行数字货币、AI合规等前沿议题的研究，构建“金融科技法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力求推出系统性专著，将2020年关于数字法币运营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形成可指导实践的学术成果。

　　实务层面，依托ICC银行委员会专家身份，推动跨境贸易融资争议解决的标准对接，将国际经验转化为本土实践方案，尤其在数字贸易结算的法律适配领域形成标杆案例。同时带领团队打造金融合规服务的数字化工具，让复杂合规需求得到高效响应。行业推动上，一方面通过新金融法学研究中心搭建“学界—实务界—监管层”的沟通平台，推动金融合规标准的完善；另一方面持续深化青年律师培养，将标准化传承与动态共创的成长模式复制推广，助力行业优化发展格局、促进均衡成长，正如我在分享中所强调，让更多青年律师成为“兼具专业深度、服务温度与发展韧度的新时代法律人”。

　　在陈燕红的职业图景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法律人的步履，更是一种“跨界融合、双向滋养”的生命姿态，如何温柔地延伸专业的边界。

　　她以学术的微光映照实务的幽深，以传统的静水流深润泽现代的治理逻辑，在金融法律这片看似垂直的土壤里，静静完成了一场从思想到行动、从个案到生态、从专业到行业的整体生长。

　　专业不在于筑起高墙，而在于让身份柔软、让知识流动。当一位法律人的心智能够从容穿行于理论、实践与公共关怀之间，专业便不再只是一门技艺，而成为一种静默的建设力。它不喧哗，却足以陪伴行业走向更清明的晨光，亦在制度的年轮中，留下温润而持久的痕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